行业资讯 伍 戈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、总裁助理 以下观点整理自伍戈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(第125期)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:2306字 阅读时间:6分钟 关于地方债务,我想讲三点:从哪儿来、到哪儿去,以及几点政策建议。 一、地方财力问题应当摆在更高层面来看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,地方的重要性是整个经济活力非常重要的体现,地方之间的竞争在过去确实激发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。 但更重要的是,地方政府承担着“三保”和“三稳”的责任。市场一般都很在意两年前“9·26”的政策,回过头看,当时更重要的其实是对地方财力的稳定、对“三保”“三稳”风险的防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。 地方财力的重要性。 地方财力不只是稳增长的基石,不只是各地改革创新的基石,更是“三保”“三稳”的基石。地方财力虽是老问题,在当下却承担着更加系统性的责任,应该摆在更高层面来看。 所谓“三保”“三稳”,落到最基层就是基本民生、工资和运转等刚性支出,这些都高度依赖地方当期可支配财力,而不是取决于债务规模本身。 这也决定了评价化债成效的视角需要调整:不能只看债务规模压降了多少,更要看置换之后地方的自有现金流能否支撑基层正常运转。债务是存量,现金流是流量,对“三保”“三稳”而言,后者往往更直接。 二、旧模式退出的同时,新的地方财力补充机制亟待建立 这个事情的来源要从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说起。 改革中遇到一些问题,后来有两项最重要的配套改革:一是商品房市场化之后,土地出让收入很大程度上归地方,成为对分税制的一种补充,缓解地方财政压力;二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融资平台融资渠道。 这两项配套安排是彼此支撑的:土地出让收入既直接补充地方财力,也为融资平台提供了信用基础和还款预期。 当前我们处在结构转型之中,土地收入明显减少,与此同时又在推进平台退出,当年为缓解地方财力不足而建立的两条渠道同时转型和退出。新的机制如何增加地方财力补充,是摆在面前最核心、最重要的问题。 中国和海外不完全一样。 海外房地产市场调整之后,按照伯南克的理论,主要通过金融加速器对整个经济循环产生影响;中国房地产出现调整之后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金融加速器,还有由地方财政与信贷相互强化形成的“财政加速器”机制客观存在。 换句话说,今天我们面对的并不是某一项收入减少的压力问题,而是地方财力形成机制的整体转换。 土地和平台这两个旧渠道退出得越快,新渠道缺位所留下的缺口就越需要被正视。 三、化债改善了自有现金流 判断当前地方债务形势,比看存量水平更重要的是看边际变化,尤其是中央采取措施之后,地方现金流出现了哪些新增变化。“9·26”以来的化债产生了积极效果。 至少从我们构建的全国地方政府现金流量表看,过去两年地方政府的自有现金流是有改善的,对阶段性缓释地方财政压力起到了积极作用。 与此同时,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率总体仍在抬升,化债以来杠杆率依然在上升。 这里需要区分两组指标:自有现金流是流量,资产负债率是存量;置换把短久期、高成本的债务换成长久期、低成本的债务,改善了当期流量。 四、治标与治本:“三支箭”同时发力 地方债务化解。 短期要先稳住地方现金流,避免基层运转和存量风险相互牵动;中长期则必须重建地方财力的稳定来源。两类措施不能互相替代。 治标的建议有不少。 第一,这轮化债结束之后,部分平台仍可能然存在相关风险,这块依然需要呵护。第二,在专项债和一般债的划分中,地方越来越感受到专项债的使用遇到更多约束,未来能不能更多由一般债替换专项债。第三,这轮化债接近尾声之后,还有没有进一步的资金来支持地方债务风险。这些都是有助于未来地方债务稳定的治标措施。 关于治本,我提三点。 第一,按照中央要求稳定房地产市场,一方面注入流动性、注入资金,但地方资金漏损还是要稳住。第二,加大化债力度,特别是三角债和欠款清理的力度,增加地方政府的财力和现金流。第三,回到地方债务的历史沿革,新一轮税制和制度层面改革,很多财政专家已经呼吁多年;在当年分税制改革的基础上,有没有可能根据形势变化,进行新一轮财税改革。 稳定地产、加大财税和化债力度、优化财税改革,我想这是新时代的“三支箭”。 如果三支箭同时推进,或许能够既治标又治本,把地方债务问题较好地化解。三支箭分别对应收入端、存量端和体制端:稳地产是稳住土地相关收入的基本盘,加大化债与清欠是改善当期现金流,财税改革则是给地方一个不依赖土地和平台的长期财力来源。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,不代表CMF立场。 特别